王纲认为依托人工智能技术,用好文化数据,找好应用场景,做好文化产品,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,需重点解决好四个问题。
第一,数据哪里来?优秀中华文化奠定了拥抱新技术的厚实基底。中华5000年文明积淀的海量文化资源和新时代进行的文化创造,是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数字来源和独特优势。
一方面,通过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,搭建起文化数据平台,把分散的、静态的、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计算、可调用、可交互的数字资源和数字资产;另一方面,还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开发、转化和运用,开展新的内容生产,进而实现文化供给的精准匹配、文化资源的数字盘活、文化场景的创新迭代和文化创意的智能集成。
王纲举例文博会上大量热卖的文创产品,认为这些都是博物馆里的经典产品数字化再生产的结果。“如果不能充分地汲取丰厚的中华文化养分,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,就会缺乏向下扎根的支撑和向上生长的力量。”
第二,场景怎么做?文化产业的重要生存法则是内容为王。人工智能的功效重在减少重复性、机械性地消耗,为原创创意、深度创作腾出空间来,把人的思考力解放出来,而不是全盘地替代以人为核心的内容创造。
以电影《哪吒2》为例,王纲说,“它大量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,赋能特效制作、场景搭建和画面优化,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,但它之所以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,核心还在于真挚共鸣的情感和昂扬正向的内核。”
王纲认为,无论技术如何变化,都要把握人心所向,都要贴合大众的真实需求,都要坚守主流文化的立场。只有让人工智能传递主流价值,坚守人文底色,厚植家国情怀,才能避免有技术无温度、有流量无品格。
第三,技术怎么看?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。算法和模型可以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,但技术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。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,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,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,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、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。
王纲指出,昨天大家听到的演讲中提到最多的就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电影,它的成功靠的不是AI技术,而是打动人心的内容,经久不衰的情怀,它拨动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在心底的那根弦。这说明,对文化产品最核心的竞争力,来自于文化充沛其气韵、以价值铸就其灵魂。因此,我们的文化创造可以更多地运用人工智能来助力,但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人工智能身上。
第四AI人工智能,如何用得好?发展和安全是人工智能绕不开的话题。当前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,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,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场景持续涌现,生产效率、传播广度、体验感受在全方位的提升。与此同时,技术滥用、内容同质、版权争议、导向偏差、数据安全等风险随之而来。
王纲认为,要坚持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新事物,既不能放任乱象不管,也不能因噎废食,止步不前;要坚持在发展中引导与引导中规范,创造条件,培育生态,鼓励创新。
他强调,每一个有技术理想、有文化情怀的人都应该明白,技术可以提速创作但不能混淆是非,算法可以丰富供给但不能制造沉迷,商业可以追逐流量但不能放弃格调,创新可以大胆突破但不能没有底线,只有厘清了这些边界,文化产业才能行稳致远。
同日,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(湖南广播电视台)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台长、总编辑龚政文作主题分享时指出,人类是AI的创造者和主宰,AI的能力是人所赋予的。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AI。正确的态度是:正视现实,拥抱AI,趋利避害,驾驭AI。湖南台今年将建成AIGC互动影游开放平台,实现制作成本降低50%以上,生产周期缩短60%以上。
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,龚政文提出三点建议:一是建立“有温度的规则”,尽快出台文化产业AI应用指南,明确版权归属、训练数据授权、生成内容标识,强化伦理审查与安全管控;二是营造“健康的土壤”,构建包容但不纵容的发展生态,坚持“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”,警惕“AI焦虑”“AI恐慌”带来的舆论裹挟;三是培育“自己的森林”,打造自主可控的文化模型,开发具有中华文化底蕴、中国价值特征、中华美学风格的垂类模型,让中华文明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兼政治文化部主任杜尚泽在“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”论坛作主题分享时表示,AI有强大的生产力,但不能代替人的思考,人的立场、人的情怀,可以说技术越强,人心越贵,新闻报道的思想引领和人文底色始终是我们真正的护城河。
她谈到在媒体系统性变革中赢得主动的三个关键变量:其一,是对未来的态度,系统性变革一定不是等、靠、要,不是徘徊观望,每一个人都是主人翁;其二,媒体不要只当生态的评判者,更要做生态的共创者;其三,这个时代稀缺的是面对技术变革的想象力和跨界能力。原文出处:中宣部副部长王纲:无论技术如何变化,都要把握人心所向,感谢原作者,侵权必删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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